本次“七一勋章”获得者共29位，其中有两位来自医学界，分别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天一和中日友好医院原院长辛育龄。
我国最高荣誉体系中包含“共和国勋章”“七一勋章”“八一勋章”“友谊勋章”、国家荣誉称号等，以及为记述上述功勋荣誉获得者及其功绩专门设立的功勋簿。2017年中央印发的《中国共产党党内功勋荣誉表彰条例》提到，“七一勋章”由党中央设立，是党内最高荣誉，一般在中国共产党成立“逢五、逢十”的年份授予，今年是“七一勋章”首次评选年。
吴天一，男，塔吉克族，1934年11月生，1982年5月入党，新疆伊犁人，青海省心脑血管病专科医院原研究员，2001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。曾任中华医学会高原医学分会第五届、第六届主委，现为荣誉主委。
吴天一是我国著名低氧生理学与高原医学专家、高原医学事业的开拓者，也是青海唯一的中国工程院院士。吴天一一生扎根于青海，80多岁高龄仍带着心脏起搏器在海拔4500米以上的高原开展科研工作。他曾说，“我在高原上已经走过了这样漫长的路，而且我也跟这里融为一体。青藏高原是我生命的根，青藏高原是我科学的根，所以我毅然留在青藏高原”。
其公示材料这样写道，投身高原医学研究50余年，提出高原病防治救治国际标准，开创“藏族适应生理学”研究，诊疗救治藏族群众上万名。青藏铁路建设期间，主持制定一系列高原病防治措施和急救方案，创造了铁路建设工人无一例因高原病致死的奇迹，被称为“生命的保护神”。
上世纪50年代末，响应祖国支边号召，大批青年扶老携幼举家西迁，满腔热血倾注西北建设，23岁的吴天一就在此之列。碧空如洗的皑皑雪域令支边青年着迷，然而随着缺氧、乏力、头痛欲裂等高原反应接连出现，有的人患了严重疾病，甚至牺牲了生命。
作为一名内科军医，吴天一为此忧心忡忡。经长期研究，他认定这是一种高寒低氧环境的特发性疾病。要开发、建设世界屋脊，势必探明人体在如此极端气候下的生理适应规律，找寻到抵抗高原病的应对之策。自此，吴天一开启了数十年如一日的高原医学研究事业。
高原医学研究与一般的医学研究不同，它的实验室不仅在室内，更在风云多变、险象环生的万仞高山之中。吴天一一面克服头痛、胸闷、失眠、腹泻和呕吐等自身的高山反应，一面频繁出入高寒地带，住帐篷、吃冰馍、吞雪水，他和战友们每次闯入“生命禁区”都成了“钻死神空子”的人。
其中有两次与死神擦肩而过。最惊险的一次是1982年开展大规模高原人群普查的途中，吴天一乘坐吉普车行至橡皮山时，因山体陡峻、路面湿滑，吉普车发生侧翻，跌落近300米，他和司机血流满面，幸而大难不死。“作为高原医学人，没有献身精神，哪能获取一线科研资料？”事后吴天一回忆说。
还有一次车祸，令他左肋四根肋骨骨折，其中一根险些戳入心脏。“骨折确实痛苦，但人的骨头再生能力很强，你看我站得多稳。”吴天一不以为然。
1984年，青海省成立全国唯一的高原医学科学研究所，吴天一的才华在此充分施展。
牧民居住分散，又随季节变化游牧迁徙，有时数十公里才见一处帐篷，但吴天一告诉他的队员们，“为了准确掌握人群患病率和危险因素，群体调研时一家也不能落，可能出问题的就在这一家。”
高原气候变化剧烈，刚才晴空万里，转眼就大雨如注。但这些从未让吴天一退却，他总说“我是塔吉克的好骑手。”高远难走的地方都是吴天一和他的乘骑冲在最前面。
数次历险，数次转危为安，吴天一的研究数据越积越多，不同海拔、不同民族、不同职业的数据都在几十万份。1981年，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曾感慨道：“我的成长和成功，都是国家给予我的，是党和人民给予我的。”
上世纪90年代，吴天一设计的大型高低压综合氧舱建成。舱体上升可至海拔1.2万米，下降可至水下30米，对高原医学研究至关重要。但人体实验有风险，第一次由谁进舱？“我设计的，肯定我进。”吴天一毫不含糊。
进入舱内，压力逐步攀升，吴天一感受着每一阶段的身体反应。由于当时缺乏经验，操作人员在减压时让压力下降速度过快。骤然间，他头痛难耐，只听耳鼓膜“嘣”的一声，再就陷入无声。吴天一的鼓膜被击穿了！即使如此，长好了，再实验，又穿了，又长好了，前后四次，致使他的听力受损严重。
氧舱实验结果后在青藏铁路建设中派上大用场。吴天一提议在青藏铁路沿线建供氧站、高压氧舱，后被证明是解救急性高原病患者的最佳方案，创造了14万筑路大军无一例因高原病致死的奇迹，被称为“生命的保护神”。
队员们说，吴天一在高寒地带开展科研工作的拼搏精神和献身精神，曾令外国专家钦佩不已。
那是1990年夏，中外科学家携手组建“阿尼玛卿雪山联合登山队”。海拔6282米的阿尼玛卿雪山位于青海南部，以其海拔高、地形复杂、气温低、风力大、紫外线照射强，气候多变等特点，为高山环境生理研究提供了完备条件。此次登山目的之一就是考察人在徒步急进登山状态下的复合反应。
在海拔5000米进行高山生理实验10天后，外方医疗队员因为出现急性高原反应停下了脚步。而同样出现高原反应的12名中方队员，在队长吴天一的率领下却一直攀登至5600米高度，并建立了实验站，完成了一周的科学考察。此次考察结果——《人在特高海拔的生理研究》论文在国际高原医学界引起轰动，为我国赢得一项特别贡献奖。
在高原医学研究中，吴天一不仅是勇者，更是一位智者。他极富语言天赋，精通英语、俄语，且与藏胞交谈不用翻译。陪同外宾访问时，他地道的英语令美国科技参赞惊诧不已。
掌握多种语言，赋予他登上世界舞台的阶梯。他第一个向世人介绍高原肺水肿和成人高原心脏病。他将险境中求得的数以万计的科学数据，撰写成100多篇论文。其中，《我国藏族在世界高原人群中获最佳高原适应性》一文，荣获世界高原医学界认可。《高原病命名与分型》等论文被国际低氧学术研讨会多次引用，并收录于国际科技资料数据库。
年过八旬的吴天一仍带着心脏起搏器在海拔4500米以上的高原开展科研工作。他直言，高原医学研究的“无限风光”在崇山峻岭之间，只要事业需要，他将随时背起行囊奔赴险峰。
辛育龄，男，汉族，1921年2月生，1939年7月入党，河北高阳人，中日友好医院原院长、胸外科主任，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。
与党同龄的辛育龄，是中日友好医院的首任院长，也是我国肺移植领域的奠基人和开拓者，70年代首先在国内完成了两例人体肺移植手术，获第四届国之名医盛典“国之大医·特别致敬”称号。
新中国胸外科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。战争时期，曾与白求恩并肩战斗，多次冲上前线救治伤员。和平年代，长期致力于我国胸外科创建和发展，是中国人体肺移植手术第一人，在胸外科领域多个方面取得“从0到1”的突破，为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创新发展作出卓越贡献。荣获“全国劳动模范”、“全国先进工作者”等称号。
前不久刚刚度过百岁生日的辛育龄，已经不像年轻时那般博闻强识。但投身党的卫生事业的那些热血时刻，他却记得分外清晰。
中国共产党诞生的1921年，辛育龄出生于河北省高阳县。16岁，家乡抗战烽火四起，少年辛育龄弃笔从戎参加革命，成为冀中军区卫生部卫生员，并于1939年被派往白求恩医疗队担任司药。辛育龄印象中，白求恩总是不顾个人安危，带领手术队赴前沿阵地。他告诉辛育龄：“离阵地越近，就越能多救些伤员！”那年7月，辛育龄加入中国共产党；同年11月，白求恩光荣牺牲。辛育龄说，虽然跟随白求恩只有短短几个月，但白求恩精神却深深影响他一生。
在抗战最困难的日子里，部队缺粮少药，疟疾和疥疮流行。时任冀中制药厂厂长的辛育龄带领职工和老乡上山采药，提取有效成分制成药片，还研制了治疗疥疮的皮肤擦剂软膏，及时有效的治疗大大提升了部队的战斗力。1942年，辛育龄被选派到延安，进入党创办的第一所医科大学——中国医科大学学习，毕业后留校任医务科科长。1948年，他又被任命为该校第三分校附属医院院长。朝鲜战争爆发后，辛育龄组织医疗队赴中朝边境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，救治了大量伤员。战争年代，想方设法帮助老百姓、服务战士，是他的第一目标。
上世纪50年代，他作为新中国首批留学生，被选派赴苏联学习胸外科理论和技术。70年代，他主导首例针刺麻醉下肺切除手术，1972年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，访华团特别要求参观他的手术。为我国培养出1000余名胸外科技术骨干、指导40余家医院建立胸外科……“党让我去学习科学技术，我将一辈子安心于科学技术工作，并要为党的科学技术事业奋斗终生。”辛育龄说。
改革开放时期，为了追赶世界医学发展的脚步，国家急需建一所现代化医院。技术过硬而又有医院管理经验的辛育龄成为建院院长的不二人选。年逾花甲的他再次勇挑重担。3年后，一家医教研一体、中西医结合、实力雄厚、设备先进的大型国际性现代化综合医院——中日友好医院拔地而起。
进入新时代，他不辞辛劳救治患者，82岁还主刀做肺切除手术，90多岁还坚持工作，如今年过百岁仍关心医院发展建设。
中日友好医院胸外科80后医生马千里有份珍贵的收藏——一件辛育龄亲笔题字的手术服。“那是2012年底，我正好路过老院长办公室，看到挺晚了他还在工作，心头一热就上前提出了这个请求。”马千里回忆。辛育龄听后欣然答应，认认真真写下“做白求恩式好大夫”的期许。
“这正是我们对老院长的最深印象。”马千里说，就像为民服务的“孺子牛”，辛育龄85年的从医生涯，始终以人民为中心。每次开胸手术，他动作都极其轻柔，尽量避免患者脏器不必要的损伤。在他的教诲下，该院胸外科一直保持着这个好传统。70多岁时，为抢救一名呼吸心跳突然停止的患儿，他弯腰俯身，持续为患儿做人工呼吸和心脏按压。孩子救回来了，他却累得直不起腰，多日难以恢复。年过八旬，他仍坚持每周出门诊，并参加科室查房。为了减轻病人负担，他长期坚持出诊不设特需专家号，只设普通专家号。遇到经济困难的病人，他不仅千方百计节约费用，还会拿出自己的积蓄帮助病人……“我同病人已建立了深厚感情，看病是我最大的乐趣。”辛育龄表示。
“他是创新发展的‘拓荒牛’，始终坚持锐意创新。”中日友好医院党委书记宋树立细数，作为医学家，只要人民需要，再险峻的科学高峰，辛育龄都会去攀登。他是新中国胸外科事业的重要开拓者和奠基人。他创新在双腔插管麻醉下施行肺切除手术；通过多年动物实验，成功实施我国首例人体肺移植手术，奠定我国在世界肺移植领域的领先地位；开展针灸理论研究并首创针刺麻醉下肺切除手术，推动针灸走向世界；创造性地开创电化学疗法治疗晚期肺癌和血管瘤，推动当今的放疗技术和消融技术的研究和发展……作为医学管理专家，他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，依靠丰富的科学管理经验，圆满完成中日友好医院筹建工作。功成不恋权，转身回归医生岗位继续服务患者。
辛育龄，更是那头艰苦奋斗、无私奉献的“老黄牛”。“辛院长生活非常简朴。出席各种场合、国内外开会讲学，他就是一套西服。大家劝他应该再买一套，教授笑了笑说，这一套很体面，不用换那么多套。他出差开会，别人请他，他要求饭菜一定要少。如果是他招待客人，就在附近小店，他亲自点菜。有人说小店不够档次，他说吃饭不要浪费。”该院胸外科原主任刘德若回忆，在辛育龄身边学习工作了29年，从没见他跟组织讲过条件。
对党无限忠诚，对事业不懈追求，对群众充满深情……辛育龄身上鲜明的党员印记，被一代代青年医护人员视为人生“坐标”。
从战火中走出的“红小鬼”到无影灯下的“不老松”，时光可逝，而辛育龄对党和人民的深情不变。
2003年，中日友好医院被整体征用为非典定点收治医院。80多岁的辛育龄作为专家组组长，给每一个重症患者会诊、确定治疗方案。2008年汶川地震，辛育龄默默捐出2万元党费，理由只有四个字：“人民有难”。
在中日友好医院，专设的辛育龄青年奖如今已颁出三届，今年将启动第四届评选。一批批后来人，在他的感召下，献身这份充满辛劳、激情、创新和关爱的事业。
前不久，中日友好医院辛育龄小分队正式成立。这支强有力的医疗队伍，正传承和发扬战争年代“流动医疗站”的优良传统，沿着辛育龄的足迹，主动到老百姓身边，支援开展义诊咨询、健康宣教等服务。
期颐之年，辛育龄说自己最大的心愿就是替逝去的战友们看一看此刻的中国。此刻的祖国繁荣富强、人民幸福安康，这是比勋章更美好的慰藉。
